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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店情缘

作者:袁新雨  来源:北京晚报  2017/12/28 10:02:39

     位于虎坊桥的中国书店办公楼,因造型似一艘船,而被称为“船楼”(左上图)。它建于1920年,曾是京华印书局所在地。全楼均为木质结构,如今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书店出版社也在楼内。楼内还有北京现存的唯一一部木质导轨电梯(右上图)。

     对喜欢古旧书籍的人来说,中国书店是极有分量的去处。
     中国书店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如今在北京有9家实体门店、3处阅读空间。其中,位于地安门东的雁翅楼店成为北京新的文化地标之一。中国书店在为各机关单位、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图书馆查配图书的同时,也是收售古旧书刊及整理保护、出版古籍的重要阵地。
     中国书店于1952年成立,在成立初期为保护珍贵的文献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书店“主动出击”,开拓海外市场。进入新世纪,中国书店更是抢救性地回购了大量流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并通过整理、出版让这些珍贵善本甚至是孤本的内容惠及更多读者。
     在中国书店走过65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听这位在中国书店工作了41年的“老员工”讲述他在中国书店的古籍情缘。
     第一天报到仍然记忆犹新
     从1952年11月4日在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开张算起,中国书店已经开业65年了。书店成立时,时任国家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为书店题写了招牌。
     1958年,中国书店开始公私合营,整合了京城许多经营古旧书刊、古籍善本的门面店铺,并把这些店铺中掌握绝活的老师傅、老先生收入麾下,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古旧书刊经营、整理发行的龙头。从那时起到1966年的近10年间,中国书店便给全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供应古籍。现任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这样讲述当年的情况:“全国范围内,这些机构的此类书籍一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书店。”在那段时间,很多大学、科研机构之图书馆的筹建大多得益于中国书店的帮助:这些机构提出自己的专业、系、所设置以及课程情况,然后由中国书店富于经验的老先生据此开出参考书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书店封起库存,藏书也由此获益,未蒙损失。书店的老员工、老先生们配合有关部门到造纸厂旁守着,在许多古籍化成纸浆之前抢救保存起来,于华刚曾经这样总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做了图书发行人应有的贡献。”
     于华刚高中时到北京郊区“插队”1年零8个月,他曾任知青队长、民兵连长。由于插队时表现好,在1976年知青返城招工时,于华刚获得了到中国书店工作的机会。对此于华刚感到既熟悉又兴奋,熟悉是因为他从小在琉璃厂一带生活、学习,对古籍不陌生;兴奋则是因为他将得到一份与书相伴的工作。“我小学、中学、高中都在琉璃厂一带,回城又分配到了中国书店,一直工作在这里。”
     琉璃厂这片充满着老北京韵味以及浓厚文化气息的土地一直陪伴着于华刚,62年来,琉璃厂深深地影响、塑造了他。与于华刚交谈,既能感受到老北京人身上的亲切随和,也能领略到老书店人言行中的淡然诙谐。
     1976年12月26日对于华刚来说重要而难忘,这一天既是他作为知青的最后一天,也是他成为中国书店员工的第一天。时隔41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拉着返城知青的130卡车开进中国书店当年的门楼时(此门楼已经改建为中国书店在琉璃厂东街115号的门店),车上只有三个人了。于华刚抱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儿跳下车,走进书店。环视这里的影壁、东西厢房,然后进入了文奎堂门市。“店里全是清末民国时期出版的古书。”于华刚记忆中的细节仍然清晰,“当时就想要是能分到这家店堂工作多好啊!”
     于华刚向当时在店堂里的崔师傅自我介绍说是来报到的,崔师傅也冲他露出笑脸,这让年仅21岁的于华刚感到踏实。这天下午,于华刚回家后简单地安顿了行李,便蹬着自行车出了门,把东安市场、西单等几家中国书店的门店都转了个遍。从这一天开始,于华刚的生活就与中国书店紧紧联结在了一起,未曾间断。眼下,于华刚就要退休了,回忆起他与书店相伴的这段岁月,既生动真切,又满是感慨与不舍。
     专业知识和待人接物都得学
     1977年元旦后,于华刚开始在中国书店正式上班。当时中国书店在全国范围内销售记载各种机器设备型号、功能、使用手册的《机械产品样本》,于华刚就被分配在《机械产品样本》门市部,他站过柜台,学过算账,还要跟着老师傅去外地出差展销图书。从此,他也“解锁”了自己和中国书店的诸多“第一”。
     1977年9月,于华刚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一个星期,到达此次出差的目的地:新疆。他也是中国书店历史上第一个去新疆展销的员工。在新疆办完展销后,于华刚向东到了陕西宝鸡,10月去西安,11月又抵达山东胶南。之后,为了到海洋油田办展销,于华刚第一次坐上了轮船,也第一次看见了大海。他清楚地记得油田工人告诉他,海上3层楼那么高的物件是钻井。
     1978年,于华刚调到了中国书店的库房负责打包工作,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会儿的工资是每月17块钱,我拿了两年。”于华刚怕记者没有概念,还特意进行了比较,“那时一块北京牌的手表是120块钱。”库房打包用的都是细麻绳,虽然牢靠结实但却非常勒手,久而久之,于华刚的手上也磨出了茧子。于华刚摩挲着手上的茧子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彼时出去送货都用130卡车,在卡车的“斗儿”里把书码好,再盖上苫布,用绳子在外固定,捆扎结实。于华刚就穿着再生布大衣,攥着绳子趴在130卡车上。如果路途遥远、运货又多的话,于华刚会和同事蜷坐在卡车斗的最后面。“坐在卡车尾巴那。真颠,我跟另外两个同事都吐了。”于华刚回忆着,虽然通过他的描述能想象到当年颠簸、艰苦的情境,但是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抱怨,反而多了几分诙谐和轻松。那时的中国书店并不对所有读者开放。上世纪70年代末期,有需求的读者要凭机关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被称为“二门”的内院看旧书及部分出版物、参考资料。书店还设有专门的部门:专家、首长接待室。只有部级以上的领导、大学教授和相关专业人员才能进入,看书、查阅资料。
     因为之前在外出展销《机械产品样本》的工作中勤快伶俐,在库房的时候又踏实肯干,于华刚于1980年被调到了专家、首长接待室。在这里,他既学到了古籍版本的知识,也养成了待人接物的规矩。那时于华刚不但要学习有关古籍的知识,还要掌握与此相关的历史知识,师父教他也不是一事一招,“而是教怎么查工具书,怎么查词典、字典、四角号码”。于华刚总结说,“师父教的是相应的方式方法。”
     虽然年轻,但于华刚在工作中也有让师父颇为认可的表现。一次,于华刚和师父一起给上海图书馆换馆藏书,负责图书的查配、审核工作。于华刚正忙着核对中国书店专家给出的定价、书目,突然一册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册书上有清末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藏书章,于华刚马上翻看价目,发现这册书的定价是60元,觉得定价低了,便告诉师父雷梦水(中国书店老店员,古籍专家),师父看了看藏书章,琢磨了一下便道:“把改价本拿过来。”于华刚心里暖融融的,师父没有因为他年轻就轻视他,而是根据他的发现修改了专家组的定价。“我们肯定不能去跟负责定价的专家‘抬杠’。”于华刚说起这话,既像是复述当年的情景,又像是长辈在叮嘱晚辈。“按照现在的行情,如果有名人藏书章的价格要上浮30%,如果藏书的名人进行了批注,价格就要翻倍了。”于华刚接着说,“后来师父在定价本上给加了8块钱。”这种充满了穿越感的记忆让于华刚十分激动,37年后的今天谈起,仍然声情并茂。
     从海外购回民间孤本出版发行
     在中国书店工作,不光要有个好眼光,也得有膀子好体力。于华刚想起当年他和马春怀师傅去北京大学送书的情形。当时的北京自然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过了动物园就都是农田”,于华刚便跟马师傅一道,带着干粮和水,骑着自行车、驮着捆扎好的书去北大送货。后来,于华刚通过业务考试成了部门经理,接待过许多专家学者,也接待过许多院校、单位。1984年他晋升为区店经理,1985年前后,于华刚和同事们开始通过邮包的形式向台湾学者出售一些文学、历史、艺术类书籍,在积极拓展传统文化典籍的海外市场方面作出大胆的突破性尝试,这是中国书店第一次成规模地向台湾地区销售大陆文史图书,中国书店成为了两岸大规模图书销售的先行者,文化融化了两岸间的坚冰。
     1992年中韩建交,由于韩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所以十分倾心中国书店的藏书。从这时起,中国书店开始筹划建立中国书店汉城分店,为分店配书,并指导当地员工将所售图书录入销售系统、上架。于华刚成了第一个把中国书店的图书卖到韩国的人。谈起这事,于华刚还分享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一般旅客都是提前订好了机票再拿着护照去机场值机、候机。于华刚则经常为了业务在下班之后赶到机场“候票”。“飞机停止登机以后,如果有客人没有登机或者还有空座位,再给我办理登机。”于华刚解释说。
     2004年,于华刚开始担任中国书店总经理。上任伊始,他主持将店堂改造为明清风格外观,并关闭了中国书店的古籍藏品库,开始实行计算机化管理,将库中的古籍登记造册、录入系统。于华刚说:“其实古籍的流通很慢,这本卖出去了,同样的价钱可就买不回来了。”不卖善本不意味着里面的内容从此“与世隔绝”,相反,于华刚有“高招”帮助古籍内容更好地流传:把善本甚至是孤本进行整理,然后出版。自2006年于华刚开始兼任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他更是用自己的高招帮助出版社扭亏为盈,一度年利润超800万。
     这种做法的效果在《敬胜斋法帖》(清代乾隆皇帝亲旨刊刻的著名丛帖,存量极为稀少)的海外收购、整理出版上有充分的体现。于华刚非常喜欢《敬胜斋法帖》。在日本购回这套书之后便爱不释手,把原书放到双肩背包里亲自背回饭店。回到北京后,同事告诉于华刚,有藏家表示,不管当时购价是多少,都加价50万,希望购得这套法帖,但于华刚拒绝了。于华刚将这套共有40本珍贵底本的法帖采用多种形式影印出版。既采用乌金亮拓本的形式(御墨精拓,墨色如漆,墨光如镜)原貌出版了经折装,又为了普及大众影印出版了精装本,于华刚还从中辑出了《乾隆御制诗文法帖》以及8种碑帖,诗文边做了释文,铅字排印,便于习惯简体字的年轻读者阅读也给书法爱好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了方便。这种以一化百、化千的出版方式,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取得了经济效益。
     同样的方法还应用在《百花诗笺谱》上,此书是清代画家张兆祥所绘,每幅绘有各种花卉,姹紫嫣红,绚丽多姿。画面布局又不乏求同存异之妙,单枝或多枝,走向与伸展富于变化。于华刚主导印刷了线装本的《百花诗笺谱》原书,不用四色彩印机印刷,而是使用单色机多次印刷——每一页上有几种颜色就印几遍,使画谱画面更加鲜活,提高了此书的收藏价值。之后,又请植物学家辨别每一页上花卉的品种,并安排编辑将描绘这种花卉的经典古诗词辑录在侧,由此出版了《新编百花诗笺谱》,进一步提高出版物的阅读价值。中国书店还制作了这本书的衍生品——同样印有精美花卉的记事本一套。
     元刊本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也是在于华刚的主导下在海外发现拿回国内出版的。这本书存世稀少。但中国书店出版采用宣纸原样影印,制作考究,发行的三百套为版本学、目录学、医药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帮助,也满足了收藏爱好者的需求。就在几年前,于华刚还从民间搜求到一部木活字版的程甲本《红楼梦》,书品保持完好,版本价值突出,流传于世极少。中国书店依原样以线装影印的方式将此书重新刊行,并且根据市场需要,相继推出了精装本和平装本,为红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最接近于程甲本原貌的优秀影印本,惠及更多读者。
     于华刚认为,一部珍贵的古籍善本,如果被馆藏或者被收藏,那它很有可能从此与世隔绝,但是如果中国书店得到了这部书,不但能保护、留存,更能够弘扬书中承载的知识与文化。这几年,中国书店收购的原版书包括明版、清版书几十种,为古籍和文化的保存贡献了很大力量。
     诚然,一套孤本固然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如果能将其重新刊印,付梓出版,化一为百、为千,让其内容惠及更多读者,不但能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更能让其他读者考证进而认识到孤本的文化价值。于华刚经常说自己是“儒商”,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商人,但是他卖的是书,不但带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更肩负着文化使命。在于华刚身上,能够看到“50后”的使命感:他经常自然地说出“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这类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却又永不过时的话语。几十年前,老师傅们就是这样教于华刚的;几十年后,于华刚也这样告诉他的员工和新一代的年轻人。
     永远保有对古籍的情怀
     于华刚的责任感来源于老一辈中国书店员工。1982年,中国书店在北京开展销会,来的读者特别多,热情的读者把柜台都挤垮了。于华刚跳上残破的柜台对读者喊:“大家先别挤了,我们整理一下,过半个小时再营业。”那次展销会大获成功,所有员工都热火朝天地帮忙打包、发货。于华刚发现,当时书店的总经理、书记也跟大家热火朝天地干着,帮负责打包的员工扶着包裹,让员工把包裹捆扎结实,这让他颇受感染。于华刚当上总经理后,中国书店库房搬迁,他担纲整个卸货流程的“第一棒”——把一包包书分配、调度给自己的员工。
     在给于华刚拍摄他与当年到书店的“第一站”合影时,店堂门口停了辆上锁的自行车,于华刚一边说着“把这车挪走吧”一边抄起车的后轱辘将车推到一边了。动作利落,依稀让人觉得看到了那个二十多岁正在搬书的于华刚。
     由于工作需要,两年前,已60岁的于华刚继续留任,主持了两年工作。谈到即将退休,他告诉记者:“你们是我接待的最后一批记者。”走在琉璃厂店的走廊里,于华刚还不忘给正在忙碌的员工讲解陈列码书的技巧。在向记者讲解、展示古籍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哪套书价值高,应该再组织力量印刷出版。从中国书店现在的规模、专业性以及基层门店员工对这位总经理的亲切态度都不难看出,于华刚为这间书店倾注了太多心血。担任总经理十三年的时间,于华刚只休过一次年假,双休日变成单休更是家常便饭,头发也掉了不少。
     这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出版机构和拍卖机构看重于华刚的知识和能力,邀请他加盟。可于华刚却一直怀着“是中国书店培养了我”的感恩之心,在中国书店开始、坚守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国书店的传承靠的是一代代书店职工的坚守,于华刚经常会探望当年的老职工,有老职工亲昵地搂着他的肩膀,依然唤他“小于”,并向自己的儿女介绍当年他们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让于华刚大为感慨。
     采访快结束时,于华刚感叹:“我在这家书店工作了41年,怀着对古籍和文化的情怀,我做好了本职工作。虽然快退休了,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企业的明天会更好,希望有更多的人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中国书店的发展作贡献。我知道,读者会记得‘中国书店’这四个鎏金大字的!”